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
2.8亿农民工，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仍然任重道远；对于社会来说，这意味着老人、妇女、儿童“三留守”问题距离找到答案仍然相去颇远；对于公众来说，这意味着农民工这种职业与身份相对分离的特殊群体仍将长期存在于每个人的身边，或者便是其中的一份子。
从逐步打破二元户籍壁垒、构建城乡一体社保体系，到一面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一面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近年来，新的政策要素被不断注入到农民工问题复杂方程的解题过程中。当然，农民工总体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这些举措的效果被打折扣。毕竟，农民工群体规模的膨胀，受到人口趋势波动、政策效应释放周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相反，仅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些政策调控下立竿见影的积极变化。比如，2011—2016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由2011年的62.8%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60.1%.这说明，伴随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得越来越快，农民工迁徙“孔雀东南飞”的传统路线正在悄然改变，曾经波涛汹涌的打工潮出现了回流的迹象。同时，在城市购房的农民工占17.8%,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正在越来越多农民工身上成为现实。
不过，此次农民工监测所暴露出的一些苗头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弥补和矫正。
在权益保障方面，虽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的农民工占比2015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但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却同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众所周知，签订正规劳动合同是提高依法维权成功率的重要因素。这两组看似“打架”的数据，道出的却是农民工维权“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落差。虽然法律法规的制度后盾愈发兼顾，但仍改变不了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对于相关部门来说，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加大欠薪打击力度方面自要“乘胜追击”，但根本之策还是要想方设法提升农民工职业固定化、行为组织化和维权法治化的水平。
另一组出现下滑的数据是：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这几年，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投入也是水涨船高。上述监测结果则提醒相关部门，应当注重培训质量的提升，做到内容切实、形式多样、效果显著。
农民工仍然是“三农”之外的“第四农”问题。可以预见，伴随代际更替，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种劳动力要素回到乡村、进入农业，而必须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完成向城市、非农劳动者彻底转换。这就要求，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放在重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的更大棋局中加以考虑，用更强耐心和更长时间来回答，而当务之急，是首先实现制度意义上的权利平等，特别是彻底剥离附着于户籍上的差异性乃至歧视性政策。这，是打赢破解农民工问题这场持久战需要冲开的关键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