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按】青木昌彦是西方经济学界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 6年“文革”结束之前，青木昌彦就曾到中国考察。改革开放之后，他更是多次来到中国，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并提出若干建议。青木昌彦于2015年7月16日在美国去世，2015年3月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来中国，出席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本文即是他当时在论坛上的发言，今天看来颇具参考价值。文章原题为《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已收入中国发展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新常态下中国如何撬动经济增长》一书。
文/青木昌彦（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二大经济体。但是，如果我们以购买力平价（PPP）进行实际GDP估算，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似乎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2013年的实际GDP已增长至161490亿美元，约是日本GDP的3.5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中国人均GDP方面仍落后日本约70％，但是，本人使用省级数据进行计算发现，2010年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为13449美元，落后于日本约60％。这些简单的观察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就人均实际GDP而言），但与过去相比，中国是否还能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那么是什么因素塑造、决定了“新常态”中的发展机遇？从其他东亚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历中，能否得到什么启示？
人均GDP增长的供给来源：初步比较统计
首先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会计处理将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面来源。
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国家政策对经济增长潜力的着眼点往往是在短期的需求方面因素，如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即所谓的“三驾马车”），但是，为了评估长期增长的潜力，对供给面因素的审视尤为重要。2008~2012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达到8.62％，可以分为以下来源：
①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率上升，促使人均GDP增长，称为人口红利，这方面的贡献是0.46%。
②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0.57%，这是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入学率上升导致了其劳动参与率下降。
③劳动人口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地区（A部门）移至高生产力的城市地区（U部门）而产生经济贡献，称为库兹涅兹效应，贡献率为3.11%；城市地区（U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升高，贡献率达5.46%。
为了将这些成绩置于历史可比背景下，我利用每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做成图，以展示过去半个世纪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的变化曲线以及供应面的贡献来源。通过比较各国的直方图，我得出以下直观的结论：
①库兹涅兹效应是一个普遍现象，呈现于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年）的高速增长时期。
②人口红利也是这三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共同点。然而，这种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甚至可能会变为负效应，如1990年后的日本。
③工作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可能会对人均收入增长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取决于多方面社会因素，详述见下文。
④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下降趋势可能将不可逆转，一个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U部门每个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供给因素将赋予新常态下的经济何种新特质？
基于以上比较信息和历史背景信息，让我们来调查下各种供给因素在塑造新常态发展环境时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1 库兹涅兹效能继续发挥作用吗？
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指出，A地区的产出和就业份额的“长期”减少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定量方面”。他辛勤地收集、构建当时仍较为稀缺的历史和比较数据，实证地得出了该结论。据他发现，法国用了70年（1880~1950年）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19％（从52％降至33％），德国用了51年（1882~1933年）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13％（从42％降至29％），美国用了40年（1870~1910年）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19％（从50％降至31％）等。除了19世纪初引导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减少农业就业比重的过程对其他国家来说是相当缓慢和长期的。相比之下，东亚经济体减少农业就业比重的过程在短时期内就完成了。中国沿海地区只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28％（从50.0％降至23％），而同期中国内陆降低了25％（从68％降至43％）。1990年，制造业劳动者人均产出量是A部门的4倍，2008年更是提高至5.1倍。因此，大规模、快速的库兹涅茨过程是过去25年中国高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对预测中国的未来之路有所作用。日本和韩国的A部门就业比重分别于1970年左右和1990年下降至20％，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也与此同时结束。过了20％的临界点后，两个国家A部门在总就业人数比重的下降过程变得相当平缓，主要是因为U部门的就业直接吸收了农村家庭受教育的新一代。这两个国家A部门的人口比重自那时起就随着老一代人口数量而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些居民由政府的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给予保护。
到目前为止，中国沿海地区A部门的就业比重大概已经达到了20％的临界点，而中国内地仍然处于向20%的下降过程中，那么，库兹涅茨过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基于2009年的官方户籍调查结果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当时仍然在A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口约为2.11亿人，相比之下，已经离开农村进入U部门就业的人口为1.86亿人。作为政府2014年的重要政策计划之一，到2020年，要进一步转移1亿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并让他们在城市定居。可是，2009年的调查也显示，70％仍留在农村就业的人口已超过40岁。2009年之后，肯定又有大量的年轻人离开了农村，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年老。因此，在实现上述远大的政策目标的过程中，似乎出现了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些年龄相对较大的农村人口所具有的技能是否能帮助他们在农村之外找到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城市的工作环境中，有需要技能的工作，也有不需要技能的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措施鼓励相对年长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我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转折现象：40岁以上的居民正在纷纷搬回他们原来的农村户籍地。如果这些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那么，其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年龄段居民更加关注未来的社会保障和后代更高水平的教育机会。二是有可能其基于农村土地的事实上的不动产权利具有升值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可能会部分弥补了第一个原因。掉头回农村的现象本身可能具有双重影响：对U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具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返回的居民在农村及周边地区传播了在城市获得的技能（一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了利用双向劳动力流动可能带来的效益，取消关于社会保障、教育机会的户口要求和对农村土地产权法律、管理限制似乎是很有必要。上面提到的作者还估计得出，取消管制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相当于2015年GDP的2.03％，至2020年逐步下降到1.61％（因为人口老龄化，人均增长可能会更低），最后，如果政策目标已实现，“改革红利”会完全消失不见。
他们的估计比我对2008~2012年库兹涅茨效应的事后估计的结论3.11％要低。但不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会在2020年后变得微不足道，就像不久前的日本和韩国那样，而如果届时农村土地产权已进行了改革，从而提高生产力，则库兹涅茨效应将变得更微乎其微。库兹涅茨效应是成为发达经济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对于它的消失不必感到遗憾。
2 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
我们知道人口红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人均GDP的增长得益于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表现于日本1955~197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韩国1970~199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以及中国1982至今的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在经历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荡之后，人口出生率分别达到了高峰（婴儿死亡率下降）。暂不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的“独生子女”政策对现在产生的影响。那么，日本和韩国人口红利随后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这些经济体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持续增长潜力开始较多地依赖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劳动力数量的扩大。然而，人力资本价值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个人家庭对其投资（如教育、家长的精力和时间以及培训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家长们养育的孩子数量变少，人口统计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家们将此称为“人口转型”。另外，由于生产、家政和医学的发展，曾经对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的人群更加长寿，相比于新生儿数量，老年人的效应进一步加大，这将最终导致人口红利进一步下降，甚至达到负值。一些学者现在将这一新趋势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后人口转型”，这一现象在东亚将越来越严重。
观察过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后，可发现它们在这方面惊人的相似，尽管时间方面先后有别。不过，三个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少量显著的差异。中国在高速增长期之前就有较高的出生率，随后至今仍拥有较高的人口红利，近期在红利滑向负增长的过程中步伐较慢。不过，联合国在2012年的未来规划展望中使用的中国总生育率显得偏于乐观，在1.6左右，超过了中国官方从2010年人口普查估算出的1.4左右（或一些人口分析得出的1.2左右）。如果将这种可能的偏差考虑在内，负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负担可能要比估计的更大。全面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有助于缓解这种下降趋势，还能提升个人选择的自由，但其效果可能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动力之一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更长寿），以及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理性计算。
3 可能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如果逐渐消失的库兹涅茨效应、逐渐显现的后人口转型是新常态经济的特征，那么就需要在U部门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稳步提升人均劳动生产率，来寻求人均GDP可持续增长的来源，以及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就前者而言，可以借鉴日本过去的经验。有两个群体对人均GDP的增长小有贡献。25~39岁之间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增长，同期，总生育率在2005年处于谷底，为1.26，而2013年稍有回转，弹回1.43。这些变化可能表明，受欧洲模式的影响，女性因为婚姻或生孩子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传统现今可能已发生了逆转。尽管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历来比其他东亚国家高，但她们在高技能工作中参与率的持续升高预计将是中国人均GDP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种可以应对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下降的方法是，提高相对较高年龄段的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日本在2000~2012年，60~64岁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增高了2.81％，而8.7％的70岁及以上的男性仍在工作。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在某些方面可能需要向上调整。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90年后实际上呈下降趋势。这似乎可归因于学习年限的稳步上升。2009~2013年，高中教育的入学比率增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上升了4.0％。受教育比率的上升短期内降低了人均GDP的增长率，但是如果能够与之后工作的需求相匹配，则这种为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值得的。
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要点，因而企业改革至关重要
新常态中人均GDP持续增长所依赖的剩下的却最重要的来源是U部门每个劳动者工作效率的稳步提高。U部门人均劳动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与资本/产出比率（资本密集度）的加权总和，权数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为产出的资本份额。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本人未能获得与图1所用的部门数据相关的可靠官方资本数据，所以本人不能对这两部门做出估算。但是各种衡量中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学术探索似乎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在21世纪初下滑了，说明这期间人均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积累。不过，只有资本积累而不增加人力资本最终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年轻群体的教育参与度的提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来源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新组合”，只衡量直接产出难以捕捉这种组合效应。众所周知，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显然，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其需要投资以及提高科学与技术的资源配置。但应该强调的是，在企业组织层面，人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的新组合也有提高的空间，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更灵活地适应新兴的技术环境和市场条件。专业管理领导人员的重要任务便是找到、把握这样的机会。
目前，国有企业尤其是由中央政府完全控股的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体制改革，将其变为混合所有制结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改革议程。但是，这种所有制改革应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一起实现，使企业管理更加专业化、问责化，更符合商业标准，不受政治权宜之计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不仅在道德上该受谴责，其也显露出了效率低下的恶果。此外，必须根据明确和公开的规则选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并对市场和公众负责。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著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将注意力转至了西方的“超级管理者”现象上，这些管理者因其业绩获得了格外可观的酬金，导致财富集中于他们其中少数人的手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大于增长率（这可能是后人口转型时期的真实情况）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种现象通过征收大量的财产税予以补救。如果专业管理层至上主义被制度所确定下来，中国是否也会必然出现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可能有一种方法能使中国逃脱这个陷阱，但要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重组。如果将目前国有股份的很大一部分分给多个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下进行专业管理，那么金融资本回报率上升后，基金受益人即退休人员和员工也可以分一杯羹。换句话说，这在企业改革方面有可能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高效、创新的企业管理对人均GDP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在后人口转型时代为社会保险提供资金来源。
总结
我们已经简要地讨论了会影响未来中国人均GDP增长之路的基本供给方面因素的可能动态。在开展关于可行的发展道路的公共决策讨论时，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倾向集中于更短期的需求因素。为了深入研究新常态经济环境的本质，本篇评论集中讨论了供应面的前景，不过，供给方面因素须与需求方面因素并行考察。
本篇评论指出，中国大陆和韩国似乎将跟随日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脚步，不可避免地将走向一条相似的人口变迁道路——人口红利负增长。顺便提及，日本对教育和培训移民自由化进行了公开讨论，终于郑重其事地将其列为一种解决后人口转型的可能方案，但是，传统的地域排外态度或对上述建议的反对意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在中国，库兹涅茨过程，也就是国内人口迁移，在未来的五年里有望填补上人口红利下降产生的缺口。然而，为了通过高效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户籍系统的制度改革以及协调各级政府以进行社会保障的改革似乎势在必行。有人士建议，未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份可以用于实现后一目标。
上个五年周期即2008~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8.62％，其中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合计占比3.57％，作为可持续增长的来源，它们将逐渐消失。这是新常态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好消息。现在的重点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以及将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结合起来，将这一新组合作为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来源，尽管与过去相比其增长速度较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专业的管理领导层，辅之以以市场为导向的、基于规则的公司治理十分关键。混合所有制的制度改革能从这个方向开创出一条重要途径。而且，这样的改革还能使社会福利基金更安全，GDP增长分配更公平公正。社会保障改革和公司治理/管理改革双管齐下，是新常态时代的互补性战略。